令“愁”变“笑”

《愁眉笑脸》是长春电影制片厂今年出品的第一部影片，是长影在改革中按照低成本、小制作的思路而创作生产的，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虽然影片在今后的营销中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但仅就影片本身而言，它所带给我们的意识形态启迪，足以显示出它在90年代中国电影中的某种重要性。

“低成本、小制作”也许不失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电影生产策略之一。而我们感兴趣的是，这种策略或思路将会给中国影片带来一种什么面貌？正如从《愁眉笑脸》中看到的那样，镜头回归一种简单，画面回归一种本色，语言回归一种质朴，讲述清楚一个故事，把镜头按照朴素生活美学的原则对准普普通通的人。其实，这种趋势我们早已在《秋菊打官司》和《被告山杠爷》中感受过，而今天，如果说好莱坞大片进军中国给了中国民族电影以策略的自觉，不如说正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中国，其社会语境和意识形态氛围规定了这样的一种影片、这样的一种趋势。

电影作为一种国家工业，尤其在中国，虽说是一种文化消费，但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消费。在电影的意识形态理论看来，电影终究脱不出意识形态的修辞轨道，电影从意识形态语境中产生，并创造意识形态话语，电影消费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消费。中国电影尤其如此，它不能不更多地关心民生，关怀社群，关注民族和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我想，《愁眉笑脸》的创作出发点也在于此。它其实并未过多地考虑市场和消费的前景，而是急迫地聚焦于中国的现实情境，用电影作了一次有关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阐释和抒写。《愁眉笑脸》中并未提及“社会主义”一词，但是它的一切叙事和语汇都关涉或最终指向了社会主义。或者可以说，正是社会主义的观念或意识形态这只看不见的手，造成了影片之所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背景基础。

它首先是一部关于“下岗”的影片。而“下岗”一词，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创设的一个富有情味的词汇。企业因经营缩小或失败而裁减人员，这是东西方国家都存在的普遍现象，在某种范围内也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状态，因此它并不与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但“下岗”却绝对是对这一现象的具有社会主义意图和色彩的表述。因为“下岗”首先意味着原来有“岗”，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人有其位、人有其岗的“岗”；其次“下岗”意味着未来的“上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人有下岗，但这个市场经济之所以成为社会主义的，就是要使随时发生的“下岗”不断地指向“上岗”，岗位意识是一种社会主义意识，而社会主义在其本质上应该是对人的关怀和承诺。在这里，一个“岗”字怎生了得，一种关怀和一种承诺都融入其中了。下岗无情，杨大明下岗位了，随后不久他妻子也下岗了。“下岗为什么偏偏是我？”面对质问，吴厂长反问道：“为什么不能是你呢？”影片中多次出现的吴厂长的表情给我们留下了深深印象。那是一种忧生忧民的、有着丰富痛苦的表情，面庞满是忧患严峻，双眼似含泪花。应该指出，在心理和情感上，吴厂长和杨大明都未因下岗或上岗而产生太大的隔阂，吴厂长在心理和情感上始终没把杨大明视为单位以外的人，而杨大明也在心理和情感上始终把自己视同工厂的人。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无论下岗或上岗，都不过是一种形式，它们所赖以托靠的都是社会主义的承诺。无论如何，吴厂长和杨大明共有一个社会，共有一个心理和情感空间，他们注定要走到一起。这是影片所造成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氛围的深意所在。

它又主要是一部有关“上岗”的影片。影片以下岗为背景，而以如何上岗为叙事的主要内容。下岗已成客观事实，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上岗了。下岗使人忧愁，而上岗是使“愁”变为“笑”。下岗与上岗、愁与笑的本身和社会主义并没有本质的联系，它们是动态社会的常态之物，是客观存在，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辩证法，作为一种人的辩证法意志，是一种不断地使下岗变为上岗并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岗位和岗位生存的趋势，是一种不断地克服“愁”而趋向“笑”的历史进步趋势。这部影片的主要内容正在于写出了杨大明的如何上岗，进而给观众演示了社会主义的辩证法。那么，杨大明究竟是靠什么才上岗的呢？影片告诉我们，一是靠个人对竞争环境的适应和掌握，以及个人的毅力、奋斗和自强不息，终于在修车服务业中找到了起码的立脚处；二是靠个人的钻研，靠对科技和知识的把握达到对科技成果的拥有，从而使杨大明终于在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为自己创造了更好地生存下去的财富、岗位，并由此可能给别人也带来机会和工作。这里，下岗是“坏事”，却带来了个人的空间和自我实现的可能性，使坏事变成了好事。在此，影片揭示了这个时代成功者的两大法宝，即对个人价值的肯定和对科技力量的肯定。可以说，这两大法宝是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奥秘，它们仿佛历史的润滑剂，成为这个时代推动社会主义及其意识形态方向的前进因素。

对个人奋斗和个人价值的态度，一直是几十年来中国电影从《李双双》到《金光大道》、《青松岭》，到《芙蓉镇》、《人到中年》，到《秋菊打官司》、《二嫫》，到《喜莲》需要处理的棘手问题，《愁眉笑脸》也不例外。而对科技力量的神话般的肯定，对知识的态度，则是我们日趋走向一个现代性的知识社会的象征，也是新时期电影中不断地进行肯定性揭示的社会奥秘。对个人性价值（包括知识价值）的否定和抑制，曾经造成了计划经济时代电影中的意识形态乌托邦，而随着市场经济和“下岗”的到来，这个乌托邦便最终破灭了。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并未随之破灭，反而获得了某种新的转换和解决局面。当影片把个人奋斗和知识力量进行一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编码，并达成一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解决时，我们看到了对当代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的阐释。杨大明的“愁”很快就解决了，只要他一旦在修车铺上安顿下来，取得基本生存并继续他的科研，他就会走向生活的“笑”；而他的妻子柳云与他不同，柳云的由愁变笑，则大有深意在。这深意在于，丈夫科研上的成功并未给她带来多久的欢乐，她随之便陷入了如何处理由个人奋斗而来之不易的科研成果的忧郁之中。对个人性因素的处理不当，可能导演出一个个人发财致富的神话，或者重新导致过去的假大空式的乌托邦。然而柳云最终还是笑了，她笑在了一个起码是目前看来尚能使个人性与集体性、个人价值与社会利益协调起来的股份制方案，笑在了一个对肯定个性与融入社会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意义的新的理解和认同上。在这个意义上，影片重新书写了社会主义由计划模式趋向市场模式的意识形态演进史，并由此发掘了从“愁”变为“笑”的一段社会主义心理史。

影片中还有一个发人深省的地方。当广东的某公司欲出十万元要买走杨大明的科研专利并得到柳云的认可时，却被杨大明和吴厂长等人以一种股份制的方案使这个专利用于解决大明原来下岗的自行车厂的经营困境。救工厂，救大明为之奋斗过三十年并托付了一腔血和情的自行车厂，这无疑是一种体现了社会主义意义的方案，而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杨大明的个人专利被广东的公司买走，是不是也可以，甚至也可能更好更多地解决他们那个地方工厂的困境呢？拿走了专利就不合乎道德、不是社会主义了吗？这无疑问到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现实悖论。当然这不是说影片中的方案和矛盾的解决不可取，这个方案导致的矛盾解决仍然是可以理解、可以认同的。但我们从中看到了现实的复杂性，认识到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仍然只能是初级阶段的，是需要我们不断去完善和升华的社会主义。它甚至是一种乡土的，因为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我们对所在的单位、地域、故乡有着扯不断的休戚与共的情感，即便它曾经使大明下岗，也还是爱它，仿佛有责任注定于它。这样情境中的杨大明和他的社会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富有人性伦理色彩的。细读影片，会由此知道，我们并未握有一个高枕无忧的、一劳永逸的社会主义方案，社会主义是前进中和创造中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的理想和精神，是一种价值取向和社会组织运行的行为准则，是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克服“愁”而达致“笑”、不断地创造的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现实，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社群和社会，自己的生命和历史。于是我们似乎听懂了影片中的那两段非常不和谐的音乐和歌曲，那躁动不安的音响突兀而起，似是面临一场挑战的前兆，似是唤起行动的鼓噪。